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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关键是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减少碳排放而不是减少生产能力，不是不让发展，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不能在不具备绿色技术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的供求秩序；因此减碳不能‘单打一’，而要推动减碳、治污、增绿、增长协同推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7月28日在由德阳市人民政府、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主办，中制智库作为执行单位举办的第二届四川装备智造国际博览会上如此表示。
双碳目标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刘世锦认为，就挑战而言，中国有两个基本的约束条件。
第一，中国的人均碳排放已经达到7吨以上，超过了英国、法国这类国家，尽管我们还有10年的时间碳达峰，但是中国排碳的空间已经不大了，最多10%。而且碳排放过多，会增加下一步碳中和的难度。
第二，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万美元，按照十四五规划目标，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到2050年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将面临双重挑战，既要经济增长，也要少排放，或者是零排放。
“如果转化思维，我们主动推进绿色转型，其实更多的是机遇。”他说，碳中和目标将会带来一次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一个重大的技术创新和投资机遇。一场配套的制度变革和创新，一次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系统性重大变革。
但刘世锦提醒，减碳不能“单打一”，而要推动减碳、治污、增绿、增长协同推进。
他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不同之处，一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依然突出；二是，较快经济增长，中速增长可能保持十年或更长时间；三是，发达国家这些特征已不明显，主要是碳减排的问题；四是，协同推进更有利于减碳。
具体而言，发达国家的常规污染物防治问题基本解决，生态环境也相当不错，经济增长潜力已经很小了。
“我们除了碳的问题之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依然突出，还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几个方面都很重要，都要抓，都要硬，不可偏废，而且要形成协同机制。”他说。
比如，碳减排和其他污染物防治的外部性不同，通俗地说，一家工厂排出受污染的水和气，周边人群反应很大，要求治理的呼声高；而碳减排的成本由减排者自己承担，好处是全世界的。深圳的经验表明，碳排放与其他污染物排放的同源性达到70%，也就是说，在其他污染物减排的同时，也减少了碳的排放。“简单地说，我们可以用积极性高的事情带动积极性低的事情。”刘世锦称。
再比如，生态修复、植树造林，可以增加碳汇，而碳汇可以中和碳排放。更重要是，大力促进高生产率、低排放或零排放、低成本的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广，协同实现减碳、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的目标。深圳空气质量达标、碳达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三达”经验表明，这种协同效应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绿色技术的创新和推广
前面所提到的机遇与挑战，关键点在于，技术更新不可避免。他认为，由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向绿色发展方式，从根本上说要绿色技术推动，大规模、系统性地“换技术”。
基于绿色技术的特点，刘世锦认为有三个目标需要实现：高技术含量和生产率；少排放或者是零排放；培育有竞争力的低成本优势。
他介绍，在这个领域，中国也有成功的案例，以光伏发电为例，在10年前，可能很少有人相信光伏发电能够和传统的燃煤发电竞争，但现在已经可以竞争了。在这10年间，中国的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了80%以上，风力发电成本也降低了30%到40%。基于业内的专家研究，光伏发电与燃煤发电的成本相比，可能今后几年的成本相当于燃煤发电的一半左右。
刘世锦说，“我想强调绿色创新这个概念，以后某种意义上来讲，把绿色创新作为全部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前置环节。所有创新成果都应符合绿色发展的标准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后的技术创新都应是绿色技术创新。”
“这些技术成熟了，推广以后不仅有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也很明显。现在问题是大家尚未开始推广。所以我们很多绿色技术首先推广和宣传，然后运用。用了以后，其实成本就会下降。”他说，我们过去认为环保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矛盾，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因为我们过去的环境保护，基本上都在做减法。这一次大家会看到，未来有大量的新的绿色技术发展，绿色技术在做加法甚至是乘法。加法是绿色的消费、绿色的生产、绿色的流通。乘法是绿色的投资、绿色的创新、绿色的金融。
所以，绿色技术既做减法，如防治污染，更多的是做加法和乘法，如低碳和零碳的新技术，催生和利用这些新技术的绿色投资。以此，环保与发展的传统理解将会被打破。绿色发展与经济增长并不矛盾，相反能够成为重要的新增长动能。
他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例，如果这类能源逐步枯竭，由零碳的新能源取而代之。由此带来百万亿级别的巨量投资，进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前所未有的新来源。“谁先看到这一点，就有可能更好地抓住发展新机遇。”刘世锦指出。
中长期绿色转型与短期经济增长
从全球范围看，“绿色发展仍然是飘在空中的风筝，看起来很美，但根基不牢。”他说，欧美国家发展碳排放权市场，中国也建了一些碳交易所，但交易不活跃，主要原因是基于自愿减排，缺少责任约束和激励机制。
他认为，“现阶段推动减排，主要采取由上而下，层层分解任务目标，用行政性手段实施的办法，在相当长时间看起来只能如此。”这套办法优点是短期内行动较快，也会较快取得成效。但可能的问题是指标分配未必合理公平，激励不足，搭便车、实施成本较高、平衡性较差等。
他提醒，尤其需要防止的是，减碳被滥用，成为行政性不当干预的另一个借口，严重时可能影响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
“换句话说，在碳中和和绿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如何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刘世锦强调，在前些年绿色转型前期，行政性的办法和局部市场尚可应付。进入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绿色转型期后，必须建立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相配套的微观基础。绿色转型，既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制度创新。要做的事情很多，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是建立碳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
首先要推动碳核算和绿色收益核算，这方面已有一些重要探索和进展。在此基础上，建立包括碳减排、其他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等要素在内的各级政府（国家、省、市、区等）、企业和个人绿色责任账户，确定各个主体的减排责任，并在一定时期内平衡账户。产权和责任落实了，这样各种交易才能真正有效。
应当鼓励各地积极开展这方面的探索创新，通过绿色责任账户把国家的碳中和目标分解落地，再经由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励创新和发展，推动绿色转型扎实有效地取得进展。
最后，刘世锦提醒，“我们要处理好中长期绿色转型的目标和短期经济平稳增长目标。”最近包括在证券市场上，只要是高碳资产，市场对它的估值都在下降。所以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带有很大的金融风险，投资也有风险，高碳资产是明显的上升，当然绿色的资产是在升值的，这是一个有进有出的结构性调整，“我们高碳产业必须是一个有序的退出。”他说。
刘世锦提到，最近一段时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很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完成碳排放的指标，比如钢铁行业，其实钢铁行业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但是产量限制以后，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价格上升，这样造成了一个短期的供求失衡，价格上涨过高。他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关键是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减少碳排放而不是减少生产能力，不是不让发展，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不能在不具备绿色技术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的供求秩序。”
所以，绿色转型，一定要遵循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应该有一个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要求，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分阶段有部署地稳步推进。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明确一个原则，通常我们讲破旧立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而在绿色转型中，应当是“新的不来，旧的不去”，着眼点首先要放在形成新的绿色供给能力上，有了新的，再去替换旧的。另外，在时间上，我们还有较大回旋余地，技术创新也存在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