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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疫情当中的中国与世界


政治学者

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枢纽》、《溢出》作者


我今天要讲的话题实际上是跟我去年到越南到东南亚做的一系列调研有直接关联,我做的这一系列的调研里面,去年之所以到越南去做调研,是因为中美贸易战,贸易战之后很多人都在说中国的经济快不行了,中国制造业的地位快要被越南取代了,以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数据,就是中国对美的出口下降了百分之多少,越南对美出口增长了多少,基本上把中国对美出口下降部分被越南替代了,这就看上去似乎更加实锤,这就是中国经济中国制造业世界地位快要保不住了,但很少有人看到第三个数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越南出口又增长了多少,这个数据在网上也都很容易查到,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就会发现中国对美出口的下降基本上都转化为中国对越出口的上升,而中国对越出口上升的部分支撑了越南对美出口上涨的一半,也就形成中国企业在越南那边借船出海的办法。

我出国做调研之前就意识到了这个并不是我们过去所想像的那种转移的逻辑,等到我出去调研之后,得出结论,真的不是转移逻辑,而是溢出逻辑。这次疫情当中一二月份的时候疫情开始了,中国的疫情开始,中国很多工厂停工,很多人又在担忧有可能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即将不保,因为疫情加速对外转移,但实际上我在去年夏天在越南调研的时候所看到的那一系列的经济逻辑,实际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相反我最近跟越南那边的一些朋友跟他们做了一些进一步的电话采访,电话采访里面得出的结论是,有可能因为疫情转移到越南的有些制造业还有可能向中国回流。

之所以会是有这种回流的可能性,有这种回流的现象,跟我们刚才所说的溢出逻辑紧密相关,所谓溢出的逻辑是怎样的一个逻辑?我把溢出逻辑说明白了,后面疫情的事就很容易能够解释通。溢出的逻辑是怎么回事,我去年调研的时候,就是到越南咱们有一个很有轰动性的新闻,就2019年10月2号三星手机工厂关闭了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家手机工厂,全都搬到越南去了,到越南调研的时候发现实际上这个手机在越南的三星手机厂依赖于大量的从中国运过去的手机配件零部件,从中国运过去的零部件的规模达到多大,非常具体数额没有拿到,拿到了一些间接的数额,基于间接的数值你倒推,肯定是在几百亿美元的规模。里面具体包括什么,举一个例子,比如我在越南访谈的时候,访谈到了,这是我在中国就已经访谈到的,在越南有分厂,给手机做声学系统的一个公司,当然不是戈尔,是另外一个,给手机做声学系统的一个公司,我在国内的时候就去访谈了他们,他们给我讲他们在越南那边设了厂,我说那在越南的厂跟在中国这边的厂具体怎么分工,他们就讲越南那边只能完成一些最基本的组装,如果要对这个零部件还要做一些技术处理的话,越南就处理不了,必须得在中国这边完成处理,所以就会带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分工,就是他的上游零部件要在中国先完成处理,处理完之后运到越南,在越南完成组装,组装完之后运回中国进行检测,检测完之后再运回越南卖给三星,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实际越南对于中国的上游的供应链,对于零部件有着非常之深的依赖,而且这种依赖甚至还表现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看到说三星手机转走了,很多人就说中国手机业因此可能就不行了,我们看一下三星手机并不是在去年柴转走的,之前已经陆陆续续已经开始转了,转了好多年了,到去年把最后一家关闭了转走了而已,在好多年的过程当中中国的手机总产量,不是中国品牌手机总产量,而是在中国完成生产的手机总产量是否发生了下降,这个数据在网上很容易查到,这个中国手机产量并没有下降,相反在全球手机总产量当中的占比的比例,还在上升。

这个情况之下,你说三星手机转走了,实际我们就必须得多问一句,这个所谓转走是什么意思。是说你的转完之后,中国这边手机生产就没有了吗?以及它是三星手机的生产的全流程都转走了吗?我们过去调研发现并不是这个样子,仅仅是手机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转走了,把他给组装成完成手机终端产品的工序转走了,当然还有他的一些供应商也会跟着三星手机工厂也会转到越南去,但那些供应商他们又是怎么运转的,就像刚才我所讲的声学系统的公司,他也跟着到越南去了,他转走又是什么意思,他仅仅是把手机当中的产品当中最后的一个环节转到越南,这个情况之下,这个跟我们过去所想像的转移就不是一个概念,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就在于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反映了全球经贸结构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全球的经贸结构当中,大约有70%,各国贸易结构当中有70%都是制成品贸易,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是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的,但是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数据反了过来,全球各国之间贸易结构当中,有70%以上都是零部件半成品贸易,那就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都是横跨多个国家才完成生产的,就是过去国和国之间很有可能是产品上的分工,而在今天国和国之间是工序上的分工,一旦是工序分工就意味着我们今天说三星转移了,或者说索尼转移了,跟过去所说的三星从韩国转到中国,索尼从日本转到中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过去90年代的时候如果转移,那确实他生产的终端产品的工厂,基本上整体性过来了,但是在今天所谓转移不再是一个整体性的搬迁,而是其中某道工序的搬迁,因为各个工序已经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一个的厂,过去这些工序都是整合在一个大厂里面,分为N多车间来生产的,在今天所有的这些工序也全都成为一个一个的独立工厂,这种情况之下就形成了一种高度复杂的互动的彼此之间互为配套关系的供应链结构,在这种供应链的结构之下,所谓的对外的转移实际上转出去的只是他最终的那些环节,对于上游仍然有很大的依赖,在这个意义上称之为这是溢出而不是转移。

在这次疫情当中,仍然以越南为例,状况是什么样,我跟越南的一些朋友跟他们做电话访谈,他们跟我讲在疫情之后,中国这边在一二月份就停产了,停产之后越南那边很快也停产了,因为所需要的上游原材料都是从中国来的,只要中国这边一停产,越南那边也就扛不住了,然后不仅仅是在原料对中国有依赖,实际在他的很多的工厂外资工厂里面的技术人员和中高层管理人员,有相当大的比例都是从中国大陆过去的,这个是越南很特殊的一个状况,相当大比例的技术人员和中高层管理人员是从中国大陆过去的,这群人自称中国干部,而一旦由于疫情的到来,导致这些中国干部没有办法去越南,那些越南的很多设备,越南人自己就不会操作,以及他的管理层不在,这个厂没有办法运转,所以这是就在这种情况下,越南的制造业因为疫情就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这一系列的新兴市场国家,他们规模小,跟中国相比规模很小,规模小意味着他的国家内部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就回旋余地就小,出问题有可能是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中国这边出问题,通常来说就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所以他的一个效应是这次疫情之后,越南疫情当中越南那边在制造业所遭遇的困境比中国更大,所以有不少的朋友跟我说,在越南做企业的朋友说,有可能他们在考虑就把这个他们的一部分工厂迁回来。在这个意义上,疫情我并不认为从绝对值而言,对全球经济都是重创,中国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但是这是绝对值,从相对值来说,所谓相对值就是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当中所占的比例,相对值来说中国未必会遭遇重创,甚至有可能中国还会在这个比例上略微有所反弹,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又可以得出另外的一个进一步的推测,就是在疫情之后,全球化会遭遇到一种精神分裂,怎么个精神分裂,经济层面上全球化会继续,刚才我们所说的一系列的供应链的逻辑,溢出的逻辑,就是转移出去的会有某种回流,但这个会有,但数量不会特别大,那么由于我们刚才所说的全球各国之间的经贸协作,70%以上都是零部件和半成品,各国之间的依赖程度已经非常之深,所以经济全球化不会因为疫情出现倒退,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成本都太高,经济全球化会继续,但是政治全球化有可能发生某种倒退。原因在于各国之间因为这次疫情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在下降。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跟中国之间相互的信任度在下降,再比如最近看到像欧洲那边出现疫情之后,捷克为了防止别人截胡自己从中国运来的口罩,捷克不得不派专机过来接口罩,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在遭到破坏,这对中国来说尤其会伤害我们的国家利益,因为对中国来说,中国的经济的成长中国收获的贸易红利等等这一切,都依赖于全球贸易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在大国里面是相当大的,小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很大,这不稀奇,但就中国这种体量的大国而言,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相当大,中国经济的繁荣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世界经济的繁荣,因为我们在为全世界生产,如果全世界都在因为疫情经济停滞或者因为相互的信任破坏导致相互的在购买上等等这些东西出现一些额外的成本,在贸易上出现额外成本,这对中国来说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出口大国,对中国来说这是一定会伤害到对我们国家利益一定是有问题的。

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会呼吁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在继续,政治全球化可能有所倒退,各国信任遭遇到破坏,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尤其应该有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绝对不能看别人热闹,中国必须主动的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有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而不能是一种跟世界之间对抗性的姿态,否则最终伤害的是中国自己的利益。

前几年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曾经有一句话,就是当他们越玩越low的时候,我们应该越玩越高尚,此时才真的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我们绝对不能跟人比low,我们必须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做出更加有担当的做法,如果是一味的比low一味的以一种对抗式的姿态面对世界的话,此时反过来最终伤害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利益。

刚才我说的这些话题,实际上在我的个人公众号施展世界里面,有一系列的文章,我在讨论这些东西,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推荐大家去关注我的个人公众号施展世界,以及最后向通过抖音号施展世界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跟大家问个好,谢谢,我先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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