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观点
FORUM PERSPECTIVES
近年来，全球经济在衰退恢复中实现着竞争力的提升，中国也表现出自身的发展特征。虽然全球多元化水平正在稳步提升，但各个国家（地区）间的竞争力却出现了多极化分布，这严重制约了世界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因此，研究和了解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的竞争力水平，并发现其差异形成的关键因素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套测度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全面评估某一国家的竞争力状况，并对不同国家竞争力差异进行比较，进而为支撑政府决策以及提升国家竞争力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对于国家竞争力的观测主要通过各类指标体系和评价报告完成。这些报告可以分为局部评价和总体评价两类，并形成了较多的成果体系，如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构建的《全球创新指数》和欧盟（EU）发布的《欧洲创新记分牌》，均以创新能力为主要指标来反映测评对象的竞争力水平；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和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以数字竞争力为核心，评测部分经济体的竞争力水平；而由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从1979年开始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则是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竞争力的最全面评估，是包含创新在内的总体测评，各国政府首脑、企业领导者、学者等均将其作为反映经济体繁荣水平与实力的重要工具。
《全球竞争力报告》排行榜是根据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GCI）来评定的。它将竞争力定义为“决定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一整套政策、制度和影响因素的集合”。《全球竞争力报告》在人类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4IR）时代、《全球竞争力报告》系列发布40周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10周年的背景下引入了GCI 4.0，揭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新出现的一系列提高生产力和实现长期增长的动力因素。它为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个急需的指南，帮助他们制定经济战略和进行经济监测。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概念的引入，GCI 4.0为人们理解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而日益重要的因素（如创新、人力资本等）提供了更加新颖和全面的视角，其评价结果也促使我们思索如何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个机遇来实现跳跃式发展，充分发挥优势、改善劣势，不断提升竞争力。因此，本文以《2018全球竞争力报告》为主体，尝试解析GCI 4.0评价方法和体系的科学内涵，在此基础上阐述测评各国家（地区）的竞争力状况和中国表现，并对中国优劣势进行分析归纳，从而针对中国竞争力的主要问题提出更有效的政策建议。
1.GCI 4.0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
世界经济论坛于2018年10月13日发布了《2018全球竞争力报告》，对全球140个经济体的“全球竞争力指数”进行了考量与排名，具体指标体系与方法如下。
1.1 指标体系
GCI 4.0在指标设置上具有很强的系统性，指标分为4个类别：支撑环境、市场、人力资本以及创新生态系统，包含12个支柱指标（竞争力因素指标）和下设的98个小类指标（见表1），其中只有34个指标是保留的原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剩余的64个指标是全新的指标。在98个小类指标中，定性指标44个，定量指标54个。尽管12个支柱指标分别计算得分，但实际上它们不是独立的12个部分，而往往互为因果、互相补充，即使某一支柱表现强劲也不能弥补其他支柱的疲软表现。因此经济体在竞争力的提高上应全面，不能只关注某一特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指标体系更注重新概念，如颠覆性理念、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批判性思维、经营管理和社会信任等，以此作为传统竞争力评价要素的补充，如信息通信技术（ICT）、物理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产权、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等。
1.2 评价方法与数据来源
《2018全球竞争力报告》将全球划分为7大区域：欧洲和北美地区、欧亚大陆、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南亚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与以往根据人均GDP、基础条件要素权重、效率提升要素权重和创新驱动要素权重4个要素划分各国（地区）发展阶段的评价方法不同，GCI 4.0引入了新的评分体系，每个指标最高分数为100分，满分意味着该项指标的目标状态，各国都应该力求在各项指标上取得最大成绩。4个大类只是用于展示目的，并不单独计分，12个支柱指标单独计分并等权重（8.3%）相加算出总得分，从而得出在140个经济体中的排名。此外，98个小类指标也会计算出百分制的分数并逐项排名，由于篇幅限制，小类指标具体内容和评价方法不再展示，指标名称可参考后文中国竞争力优劣势汇总。GCI 4.0的评价方法强调经济的增长既不是比拼，也不是零和游戏，而是所有国家（地区）都可以实现的目标。
GCI主要数据来源包括：一是国际公认的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等统计的数据；二是世界经济论坛问卷，用以补充对所有经济体更为定性的评估。
2.GCI 4.0评价结果
2.1 排名靠前经济体情况
2018年度的报告就不同地区的各经济体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评价，所得出的排名中，美国获得了全球竞争力排行榜第1名，是最接近“竞争力前沿”的理想国。其在12项竞争力支柱因素中，8项排在前10名，其中，劳动力市场、金融体系和商业活力3项指标均排名第1，但是其总得分是87.6，这意味着即使是最顶尖的经济体也还有改善的空间。从前10名看，尽管指标体系进行了大换血，但是与往年相比位次变化并不大，美国、新加坡、德国和瑞士名次不变，位列前4位。日本是前10名中进步幅度最大的，由上一年的第8位上升至第5位，荷兰与丹麦都上升了1位，分别位列第6位和第10位。英国是前10位中下降幅度最大的经济体，由上一年的第6位下降到第8位。中国香港和瑞典名次未发生变化，分别位列第7位和第9位。具体排名见表2。中国内地的排名连续5年保持在第28位（2014—2018年），2018年总得分72.6；中国内地继续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中名列前茅，全球竞争力近7年内均排在前30，领先于金砖国家俄罗斯（65.6，43）、印度（62.0，58）、南非（60.8，67）和巴西（59.5，72）。
2.2 主要地区表现
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力平均得分为60.0。在第1位美国（85.6）和最后1位乍得（35.5）之间，各地区和国家的表现有着巨大的差异。其中欧洲和北美地区表现最为突出，囊括了前10名中的7名（美国、德国、瑞士、荷兰、英国、瑞典、丹麦），此外欧洲和北美也是表现最优异的地区，以平均分71.0获得7个地区的最高分。剩下的3个最具竞争力经济体（新加坡、日本、中国香港）所在地则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且以平均分69.2紧跟欧洲和北美地区。中东及北非地区平均得分60.6，与全球经济体平均得分60.0几乎持平。此外就地区平均表现来看，中东及北非地区（60.6）、欧亚大陆（58.4）、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56.4）、南亚地区（54.4）相差并不大，与全球经济体竞争力平均表现的距离也并不遥远。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体的竞争力表现则有些欠缺，参加评选的34个经济体有17个在倒数20位中，平均分46.2，处于7个地区的最后一位，且与全球竞争力平均水平相差近14分。由此可将7大区域划分为3个梯队，第一梯队包括欧洲和北美地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该梯队区域国家（地区）平均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优秀，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第二梯队包括中东及北非地区、欧亚大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南亚地区，该梯队区域国家（地区）平均竞争力与全球范围内经济体平均表现持平。第三梯队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该梯队区域国家（地区）平均竞争力相较于全球范围内经济体平均表现有一定差距。梯队内地区差距较小，梯队间地区差距较大。
虽然区域平均值有助于进行全球比较，但各区域内部也存在着极大差异，这意味着对经济体竞争力来说，地理因素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在每个区域内都存在一些表现极好或表现欠缺的经济体，这表明需要发挥政府领导力，采取措施制定积极的政策。在欧洲和北美地区，美国整体竞争力（85.6）比波黑（54.2）高出30多分。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智利的得分（70.3）几乎是海地的2倍（36.5）。毛里求斯（63.7）是撒哈拉以南非州地区表现最好的国家，其竞争力超过了91个经济体，比乍得（35.5）高将近30分。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其内部差异更大，排名第2的新加坡（83.5）比排名第112位的老挝（49.3）高34.2。某些情况下，相邻国家的竞争力也存在着巨大差距，比如多米尼加共和国（57.4）与海地（36.5）、哥伦比亚（61.6）与委内瑞拉（43.2）、泰国（67.5）与柬埔寨（50.2）等。
3.GCI 4.0下的中国竞争力优劣势分析
3.1 中国竞争力支柱优劣势分析
中国各项支柱表现见图1。做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市场规模（100，1）的巨大是毋庸置疑的，也正因为这个优势，基础设施支柱（78.1，26）等其他相对优势和ICT采用支柱（71.5，26）更为显著。适度且可预测的通货膨胀以及持续增长的公共预算保障了中国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98.3，39），抑制了资本外逃，维持经济发展。考虑到中国正处于向经济发展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时期，经济的驱动力将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和服务。因此中国越来越注重创新，在某些特定领域（如人工智能），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参与者。因而中国的创新能力支柱得分64.4，位居第24位，已经超过许多发达经济体，但与德国、美国等顶尖创新国家相比，还差20分，仍有较大差距。除创新外，中国近年来也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创业的政策，使企业更好地成长，迸发商业活力（64.6，43）。发达的金融系统以3种方式促进生产力：将储蓄汇集到生产性投资中；减少信息不对称，改善资本分配；提供有效的支付系统。中国金融系统（71.9，30）支柱表现良好，金融产品发展相对完善，但稳定性有些欠缺。制度是个人及组织活动及经济行为的背景，通过提供激励和减少风险的措施影响生产力，然而中国的制度建设得分为54.6（第65位），是得分最低的一项支柱，有待进一步完善。决策者应通过促进国内外竞争提升产品市场（57.4，55）效率，并积极解决劳务市场（59.3，69）的低效和僵化等问题，为企业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此外，技能（64.1，63）支柱也是中国的一个弱项，劳动力的总体技能水平和教育的数量与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支柱层面相对优势是市场规模、基础设施、ICT采用、创新能力，而劣势是制度建设、劳务市场和产品市场。
3.2 中国竞争力关键子指标优劣势分析
为了解各项支柱下子指标具体表现，根据GCI 4.0各项子指标排名进行优劣势划分，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测度的98项指标中，中国共有23项主要优势、42项次要优势、15项中性因素，并存在10项次要劣势、8项主要劣势。中国子指标主要集中表现为主要优势和次要优势，少量指标是中性因素和次要劣势，极少量主要劣势依次为社会资本弱、新闻自由低、贸易关税率和劳动税率高、企业裁员成本低、信贷缺口大、银行资本充足率低及进口占GDP比重较少。
第四次工业革命改变了以往经济体依靠效率和成本削减实现经济增长的传统路径，使得创新和人力资本成为了增强经济体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而正因为这两种新的竞争力驱动因素的出现现有经济格局将得以重塑。
GCI 4.0认为商业活力和创新能力两项支柱可以测度经济体的生态系统，但是ICT采用支柱（加快信息和思想交流，激发创新）、融资可用性与竞争强度（保证新思想实现商业化）、教育质量（培养能产生新知识和新想法的人）也对经济体创新的发挥起着重要作用。创新相关子指标在表3中用斜体标示出。可以看出中国创新相关指标主要集中在主要优势和次要优势列，说明中国创新生态系统及相关支撑因素表现良好，竞争潜力巨大，在相关子指标中以研发机构知名度（第2位）、每百人光纤互联网（第7位）、对私营部门信贷占GDP比重（第9位）、风险投资可用性（第10位）、创业成本（第13位）以及科学出版物（H指数，第14位）表现尤为突出。其创新制约因素有创业筹备时间（第106位）、每百人移动电话订阅数（第94位）、劳动力多样性（第77位）、互联网使用率（第82位）、破产回收率（第69位）。
GCI 4.0认为人力资本的测度可以用健康支柱和技能支柱表征，人力资本相关子指标在表3中用下划线标出。中国的平均寿命（67.9）表现平平，与第1名新加坡（73.6）相差5.7。而从技能支柱可以看出劳动力总体水平、教育的数量及质量。中国劳动力总体水平一般，员工培训投入、职业培训质量、找到熟练员工难易度排名都在35到45之间；教育数量表现较弱，预期受教育年限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排名77和97，是人力资本发展的制约因素；教育质量各项子指标表现良莠不齐，批判性思维教学排名24，而公众数字技能掌握程度和毕业生技能组合与其相差20多个名次。
4.对我国竞争力提升的政策建议
在以上分析中可以发现，全新的GCI 4.0将第四次工业革命纳入竞争力定义，将创新、人力资本等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兴杠杆与长期的、完善的竞争力驱动因素相结合，为经济体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期间利用技术实现经济跳跃式发展提供了参考。这是认识我国竞争力支撑环境、市场、人力资本、创新生态系统等综合竞争力的有效工具，是我国开展创新型国家建设、全面提高竞争力水平的科学依据。本文针对《2018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给出的中国竞争力现状，给出以下发展建议。
4.1 重视人力资本培育，完善创新生态系统
人力资本和创新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新兴的竞争力驱动要素，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在GCI 4.0测度的140个经济体中，中国人力资本表现平平，且存在明显短板，在教育数量和质量上明显欠缺。中国要想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必须进行产业升级，而劳动力素质的升级正是其保障。因为人力资本的产出相对于投入具有滞后性，因此应具备超前意识，进行人力资本超前投资，保证潜在增长率。此外政府还应不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教育数量，保证教育质量。中国创新水平表现良好，个别领域表现突出，但是仍应继续加强，以保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竞争中拥有更多话语权。现阶段最应该做的是进一步完善创新体系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利用公私合作创新模式，吸引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到技术研发项目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断加大在新兴科技领域的投入力度，依靠服务产业、高附加值产业来提高竞争力，并努力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强势产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4.2 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办公效率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中国制度建设方面，尽管在“谋杀发生率”“政府管制的负担”等指标上表现良好，但其劣势子指标更多，如社会资本薄弱、记者所能得到的自由度较低等，其制度建设方面的缺陷也影响到了商业活力，如政府办公效率较低使得创业筹备时间明显拉长。制度建设虽然包含公共制度和私人制度，但公共制度仍是关键，制度建设主体是政府，而加强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办公效率。一方面，需要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权力，转变政府职能，积极建立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同时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加强公共服务职能，将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公共需求作为政府办公的重要准则；另一方面，强调政府绩效管理和评估体系的重要意义，以正确的绩效评估导向，建立健全的政府责任体系，明确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坚持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4.3 加大产品市场开放程度，增强劳务市场制度建设
从《全球竞争力报告》可以看出，中国在劳务市场和产品市场方面表现不良，事实上产品市场的低效与劳务市场僵化的状况已持续多年。中国目前的产品市场可能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对外国公司开放性差以及服务业竞争力弱对其效率制约最为明显。因此应加大开放程度，降低贸易关税率，提升贸易服务开放度；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夯实服务业开放基础，健全服务业开放的相关法律制度。中国劳动力环境存在较多问题，如工资制度灵活性差、工人权利保障存在问题、企业裁员成本低、劳动税率高等。为改善劳务市场秩序混乱的情况，首先应着重增强劳务市场制度建设，如提高劳务市场的社会化程度，增强信息化建设，消除信息不对称；完善劳动关系调节机制，通过立法仲裁等手段调节劳务关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此外政府部门还应该制定严格的劳务市场监督管理办法，加强监管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