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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城市化发展路径主要是搞工业园区，产业工人跟着工业园区走。如今，这种发展模式早已悄然发生变化，城市的发展路径成为产业和资本跟着人才走，人才跟着公共服务走。
而对城市公共资源的配置，则影响了公共服务。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罗天昊日前在《世界智能制造中心发展趋势报告（2019）》（以下简称《报告》）发布会上，以城市智能制造的发展为例对上述观点进行阐释。该《报告》由独立第三方城市大数据分析机构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联合经观城市与政府事务研究院共同制作发布。
罗天昊对媒体表示，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出台了自己的智能制造发展计划，但很多城市是不适合发展智能制造的，其中公共资源在不同城市中的配置失衡成为重要原因。
在罗天昊看来，制造业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可以看到，近几年发展迅猛的城市，比如武汉、长沙、青岛、重庆等，都是制造业发展比较好的城市。还有一些城市反其道行之，普遍出现了问题。
他认为，透过《报告》的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园区地图，可以看到，智能制造的布局跟我国工业布局是基本一致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要搞智能制造呢？这个道理就和是不是所有地方都要搞工业是一样的。罗天昊强调，产业发展一定要符合发展阶段和现实。智能制造并不适合所有城市。从《报告》来看，我国智能制造最厉害的城市，并不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在东部、中部的制造业中心城市。
罗天昊认为，这也印证了他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判断。他把中国制造业分为四个方阵。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罗天昊
第一方阵是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
虽说这些城市制造业非常强大，但是在产业发展上却有所为有所不为，其重心已经不是制造业了。比如像航天这种最高端的产业，一线城市虽然在做，但只做产业链的一小部分。在罗天昊看来，一线城市在产业上引领风潮至关重要，但总量不会很大。
第二方阵就是沿海的工业城市。
比如长三角地区的苏州和无锡，以及珠三角地区的佛山和东莞，这些城市在大众制造业领域里面，创造了无数的商品。
第三方阵就是广大的中部腹地。
罗天昊在去年提出一个概念叫“内陆七雄”，就是沿长江黄河流域中部腰部的七个省市（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它的工业产值已经占据中国工业总产值的40%以上，其工业总量非常大，而且中部省市比沿海城市相比还有一个后发居上的优势，就是它的高端产业。为什么呢？中部的中心城市全部都是省会城市，省会城市优先获得公共资源配置，这里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等公共资源非常强势，比方说合肥半导体、南昌半导体和芯片、武汉的光谷、重庆和西安的电子产业，都很厉害。在这一点上，中部城市超越了苏州、佛山、无锡这样的沿海经济强市。
其他区域是第四方阵。
罗天昊认为，在报告《2019世界智能制造中心城市潜力榜》（下称榜单）中50个全球城市中的所有中国城市中，除了中心城市之外，几乎中部的所有的省会城市都在里面。罗天昊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个分布是符合中国制造业的四个方阵现状的。
针对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挑战，罗天昊认为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挑战是中国的智能制造在全球表现不够强势，但总体与欧美日韩等还存在较大差距，并不是所有城市都适合做智能制造。
罗天昊认为，正是由于中国的产业基础相对薄弱，虽然一些相对发达的城市可以做智能制造，但一些内陆城市是不适合智能制造的。比如，在中国一个很一般的内陆地级市，尽管在规划中也提到发展智能制造，但这个城市的产业基础做智能制造是否合适，具不具备这个条件去做，是要保持清醒的。
其次，2018年，几乎所有中国沿海城市的工业发展速度降低了，这是一个值得警醒的现象。不过，这些沿海城市对国家的经济贡献还是很大。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就是政府公共资源的投入错位问题。比如，在中国智能制造中心城市排名前十名的城市，几乎都是直辖市或者省会城市。
罗天昊认为，上述现象表明，我国不同行政级别的公共资源的分布现在非常不平衡。比如说北京，100多个央企里面，总部在北京的超过一半；四大银行的总部全部都在北京；传统的985大学，现在的双一流大学，全国的1/5都在北京；全国十大医院有四家在北京。在省会城市也是这样，当地的大学百分之七八十都集中省会一个城市。
罗天昊认为，很多传统的工业城市之所以工业表现不佳，与公共资源的配置不平衡有关，这些城市的产业升级缺乏基础支撑。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智能制造对很多城市来说将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