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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和林毅夫的产业政策“世纪之辩”已经过去快三年，今年也是张维迎提出双轨制价格改革的35周年，这么些年过去了，张维迎对市场的信任还是一如从前。在他的分析下，创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由于人类的无知和“无耻”，产业政策注定不会成功，中国要成为创新大国，最重要的还是实现自由准入，让企业家精神得到最充分、自由的发挥。
编导：范俏佳
主持人：袁小珊
嘉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维迎
科学使我们变得自大，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我们人类掌控整个世界，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我们没有那么厉害。
有趣的是，说这话的是一位社会科学学者。
张维迎，知名经济学家，现在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社会科学学者擅长告诉大家，用什么样的政策才能管理好这个社会，张维迎倒好，最喜欢告诉大家，人类是无知的，所以决策者不需要做很多干预，让大家自由发挥吧。
他的知名，离不开两件事。
一个是35年前，在政府忙着计算该怎么定价格，才最合理的时候，张维迎的思路从根源上破局，他认为合理的价格不是计算出来的，而是在市场中形成的。并就此提出了双轨制价格改革。
另一个发生在三年前，张维迎和同为北大经济学教授的林毅夫展开了一场产业政策的“世纪之辩”，张维迎把产业政策称为是一种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林毅夫则说，没见过不用产业政策就能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或者能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
到底谁才是对的？在产业政策频出的今天，这似乎也无从检验了。但这些年过去了，他是否还坚持着从前的观点？今天，是世纪大辩论的一次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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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小珊：
这些年我们国家的产业政策其实做了很多调整，您的观点有改变吗？
张维迎：
我没有改变，因为我已经在理论上论证的很清楚，由于人类两个因素的限制，产业政策注定不会成功，第一个就是人类的无知，尤其是牵涉到创新这块的东西，技术的创新它的高度不确定性，没有经验可循，它不是一个科学决策。我们假定的是有一部分人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应该发展什么样的产业。
第二就是人类的“无耻”，这个无耻是打引号的，有时候一个政策出来以后，有些人利用政策谋私利，因为政策总是带有歧视性的特权或者补贴，现在我们从这几年的经验都是这样的。
这两个因素导致产业政策最后一定走形，即使你一开始设计出于很好想法，但是最后执行当中一定走偏。
几年前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好多产业政策不搞砸不罢手，啥时候搞砸了罢手，搞砸了也不一定罢手，这就是我们产业政策的纠错机制，它跟市场不一样，市场好比说你这个企业最后决策失误了，或者你破产了，被人家兼并了，你没有新的投资了，你就不能做了。但是因为政府控制着好多资源，政府官员发现这个政策出错以后，他可能想办法掩盖这个错误，而不是把这个错误曝露出来，掩盖的一个办法就是进一步追加投资。你从外面来看，好像没有办法识别出他是对还是错，但是已经太多的资源投入进去，这个赌的成分太大。
袁小珊：
虽然您说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预见的，我们是不断试错的，我们是无知的。但是以现在为出发点的话，未来我们在价格改革和体制改革上您觉得还有哪些重要的突破口？
张维迎：
我想1993年之后，中国的价格体制基本没有再变化了，那也就是90%的都交给市场了，还有那么10%仍然由政府管制，主要是公用产品还有基础设施。我想未来这些方面还要继续往市场方向走，比如石油价格，这些东西仍然由政府控制，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
另外特别防止的是在改革40年之后走回头路，因为其实在几年前就出过这个情况，政府想控制通货膨胀的时候，就规定哪些价格不能涨，要涨的话要报我批准，实际上这就是管制了。下一步，尤其中美贸易谈判如果不能成功的话，可能对中国有很大的冲击，我们也要防止走回头路，这是我要提醒的一点。
张维迎：
我觉得中国最重要的还是真的是让民间的力量，民间的企业家精神很好地发挥，真正要做到，我认为就一点，自由准入，各行各业自由准入，这是竞争最核心的东西。
有了自由准入以后，每个人你有才能可以发挥，你在这个位置上别人都会挑战你，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原来你看好多只能有国企企业做的领域，为什么不能让民营企业做，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最后谁能生存下来。你要知道过去有好多的行业，一旦民企进入之后，尽管国企还有很多的优势、有利条件，但是仍然难以和民营企业竞争，因为民营企业的效率要比它高得多。
文章来源：财新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