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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坚持哥”姓何，何朝阳
“朝阳产业的朝阳”。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浙江诸暨大唐镇上做了26年的袜子。上世纪90年代，全镇几乎家家织机响，何朝阳也东拼西凑买下3台袜机，就此入了行。
虽然那时中国还没入世，但是，人工成本和欧美比起来太便宜，织出来的袜子全部出口，家家户户外贸单接到手软。
“那个时候，钱真是好赚”。
凭着江浙人的吃苦耐劳和精明劲儿，何朝阳把织机变成了印钞机，赚了钱就再买织机扩大规模，虽然和国营大厂还比不了，但鼎盛时期的何朝阳坐拥300台织机，身家至少也有几千万。
好日子在2008年结束了。
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大洋另一头的人们扎起腰带过紧日子，大唐镇上的出口生意一下子就不行了。
竞争眼看着越来越惨烈，利润薄得好像一张纸。好在厂房和土地早年已经买下不用付租，何朝阳的袜厂勉强还能维系，但是，“每月赚的钱基本上发完工人工资就没了”。
到了2015年，何朝阳感觉挺不住了，全国的房子都在涨价，工人们仿佛觉醒了一般，纷纷开始攒钱买房，买不起诸暨当地的，就回老家县城买。物价一直在涨，新一代年轻人不爱到工厂里做，挡车工每月工钱开到5000块还是招不到人。何朝阳的工厂连续几年亏损，再加上陷入当地企业贷款互保链，袜厂随时有关门可能。
“当时确实打算不干了，但看看这些织机，还是不甘心”。
让何朝阳不服输的还有一点，衣食住行，纺织行业排第一，织袜即使算不上朝阳产业，但也不应该是夕阳产业。他把自己的微信签名改成“坚持哥何朝阳”，时刻提醒自己要走下去，走出一条新路。
“制造业的根本，还是在于成本和效率”。
何朝阳把眼光重新放到织机上，开始琢磨怎么能提高效率。此时正好诸暨当地政府力推传统企业数字化改造，凡是参与改造的，都能得到补贴资助。何朝阳思来想去，决定试上一试。2017年，他拿出最后的积蓄1000多万元，请人研发出一套数字化管理系统，以物联网技术实时掌控袜机状态、订单进度，通过分析数据优化挡车工操控动作。
改造效果惊人。
原来一个挡车工只能操作袜机10台，改造后可以增加到60台，算上维护人员，一个车间用工减少七成，每月光是工资支出就减少30万元。更重要的是，由于全部是自动化生产，开机率完全遵从订单情况，忙时织机24小时不停，不仅产量提高，而且次品率明显下降。
和何朝阳聊天，他时不时会蹦出几个英文单词，MES（生产实时系统）、ERP（企业管理系统），也会提到美国的福特和丰田的精益制造。虽然出身于小镇青年，学历不高，但行业的变革和知识时代的浸泡推着人一直向前，何朝阳就像他车间里的智能生产线一样，不断迭代。如今，在3.0版车间里，一个工人骑着微型电瓶车在生产线中穿梭，可以同时照看100台机器，一个12个人的车间每天能生产30万双袜子。
不久前，何朝阳去了趟柬埔寨，那里就像是20多年前的中国，工人工资每月1000元人民币，而诸暨工厂里的工人已经拿到每月7000块，即使这样，何朝阳也不怕和东南亚的同行们竞争，“我们现在工人的效率是他们的10倍，折算下来，每双袜子的人工成本还能比他低30%”。
何朝阳的坚持让织袜这个传统行业看到曙光，现在他开始考虑的是怎么把这套系统不断改进，卖给更多的工厂，进而可以提升整个中国织袜业的效率。何朝阳说，这完全是另外一种商业模式，也是一种全新的挑战，但他，愿意坚持干下去。
02谭大胆
谭旭光有个外号，叫“谭大胆”，据说最初的由来是当年潍柴动力在资本市场举牌收购上市公司湘火炬，报价10亿多，高出竞争对手2个亿，业界舆论一片哗然，一顶“大胆”的帽子就此戴在潍柴董事长谭旭光的头上。
对此，谭旭光本人并不认可，“我胆子不大，正相反，我胆儿很小”。
谭旭光说，最近几年，潍柴并购频繁，每次都会聘请专业团队反复测算，甚至律师、会计师、投行都是两套人马，互相背对背做评估，确保决策信息可靠。就拿潍柴并购湘火炬来说，当时潍柴内部评估标的价值超过11亿，报价10.23亿并不鲁莽。事后看，正是通过这次并购，使潍柴拥有了湘火炬旗下的两大块优质资产，陕西法士特变速箱和汉德车桥，彻底改变了中国缺少重型动力总成核心技术的局面。
“相当于心胆肝肺连成一起，缺一件不行，所以说竞争力就更强了。潍柴这些年就是因为有了动力总成，才能不断的发展。
决策前胆小，将所有可能性充分考虑，拍板时胆大，看准了就干，毫不犹豫。
谭旭光说的这些我能理解，潍柴是国有企业，现有的决策程序必须遵守，而只许成功，不容失败的体制文化，也逼得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失败了，一切都说不清楚。成功了，一切都能说清楚。所以必须保证要100%的成功，这是我在国有企业做事最重要的理念之一。”
凡是成大事的企业家，身上都有一种强烈的冒险精神， 2002年潍柴决定开发新一代蓝擎动力发动机时，谭旭光的大胆又一次体现出来。当时，全球发动机有三条不同的技术路线，国外供应商因为利益纠葛各支持一派，莫衷一是，谭旭光一年里出差200天，亲自把全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动机市场跑了一遍，心里有了决断。
“在科学论证的前提下，有时不得不赌一把，我们最后赌在了高压共轨路线。当然是我决策，错了是要承担责任的”。
好在谭旭光赌对了。
潍柴销售收入的40%都投入到了研发当中。2019年1月，潍柴动力的“重型商用车动力总成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也是全国机械行业本次唯一一个科技创新一等奖。现在，全世界的重型汽车发动机都是高压共轨，而潍柴牢牢掌握了这项技术的核心。
想过赌错了会怎样么？谭旭光没有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一个是做事要成功，一个是做事要干净，一个是做事要靠团队，这是我的三大法宝。”
谭旭光是潍坊人，潍坊、青岛，离海近，历史上归属于齐国，相对孔孟所在的鲁国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求革新，鲁文化循传统。也许正因如此，山东最有名的两个企业家，海尔的张瑞敏、潍柴的谭旭光都出自齐地，骨子里就有爱变革的基因。
谭旭光和张瑞敏两人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都曾经砸过自家的产品。张瑞敏砸的是冰箱，谭旭光砸的是发动机，不是不心疼，但是没办法，慈不掌兵，干企业要想立规矩，没有霹雳手段不行。
“很多老师傅都流泪了，大家知道了，质量不过硬，劳动就是无效的，就在是破坏资源。”
20年前立下的质量铁律，至今还在影响着潍柴，在潍柴集团的厂区和办公室，随处可见这样的标语：“客户满意是我们的宗旨”。
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做到却很难。尤其是前几年制造业成本不断攀升，而房地产利润丰厚，能耐得住诱惑的制造业企业没剩几个，格力、海尔、美的这些如雷贯耳的家电品牌无一例外都涉足过房地产业务。
“如果我要商业用地搞房地产，很多地方不要钱都能给，但是我一寸不要。”
谭旭光这话不是夸张，潍柴是潍坊的名片，潍坊市每年6000多亿的GDP，三分之一来自潍柴。即便这样，潍柴硬是做到了不碰房地产。
“不是说我抵制房地产，是我不懂。我不懂房地产，但我懂发动机，所以我要把发动机卖得像房子一样值钱”。
2019年3月份，潍柴的高端大马力发动机一个月卖出了十万台，其中一半销往国际市场。此时，距离去年两会中央领导人肯定潍柴“心无旁骛攻主业”，正好一年。
如果从进厂当学徒算起，谭旭光在制造业里已经摸爬滚打了42年。这些年里，无数人问过谭旭光，你的梦想是什么。不同的时期，他的回答也不同。最开始是八级工，也就是特级技术工人，后来是潍坊第一个能给国家出口创汇挣美元的人，再后来是当世界柴油发动机老大。
“不争第一，就是在混”，
这是谭旭光经常鼓励自己，也鞭策员工的话。听谭旭光讲完这些过往，我觉得，与其说他大胆，不如说，创新更是属于他的气质。
1977年，作为潍柴实验工的谭旭光17岁第一次走进潍柴工厂大院，他不曾想过有一天会是自己带领潍柴走到这个高度，当时恐怕更没人敢想象——有一天，中国制造业会在世界站上这样的位置。
03格子衬衫理工男和升阶的农民工
走进海亮集团巨大的车间，一眼看到在生产线旁有许多穿格子衬衫的人，和操作工统一的工装制服相比，格外扎眼。
“这些是我们从杭州请来的工程师，帮我们改造生产线的”。
见我面带疑惑，陪同参观的公司总经理蒋先生随即解释，公司正对整个生产系统进行物联网改造，这些工程师和程序员正在和工厂的技术人员一起进行测试。
赶上中间休息，过去和他们聊了聊。
嗯，也不是每个理工男都穿格子衬衫。这是一个五人小组，其中有三个穿了格子的，另外两个是黑色圆领T恤，和乔布斯那种风格很像。不过，显然他们对和陌生人聊天没有多大兴趣，用最简短的几个数字和词汇回答完我的问题，就掏出手机一边玩去了。
幸亏还有工厂的人做介绍，这个车间专门生产铜管件，产品主销欧洲。整个改造项目历时一年，耗资3500万。改造让车间里工人减少了四分之三，生产效率却提高了三倍，每年直接成本省下800万，更重要的是，智能化生产减少了人工干预，产品的质量变得更加稳定。
“我们现在自动化程度已经称得上国际领先了。十年前，和国际水平还是有很大差距的，那个时候根本不敢去比劳动效率。”
铜件加工在中国最初由家庭作坊手工制作，后来乡镇企业兴起，采用车床批量生产。如今，这个传统的制造业行当依靠年轻工程师们写下的一行行代码和程序，实现了效率上的革命。
实施改造的项目小组来自浙江诺力智能研究院，除了带队的项目负责人超过40岁，其余的都是90后。在智联招聘网站上，可以查到这家企业最近的招聘信息，工程师这一级别的岗位主要面向机械、自动化以及材料成型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入职工资在一万元左右。现在，中国每一年毕业的800万大学生中一大半是理工科，进入制造业的“理工男”以百万计。
当然，有人进入，也有人离开。
车间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的农民工越来越少。但“机器换人”对于年轻一代农民工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悲情。甚至，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结果。嘈杂的环境，枯燥的流程，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宁愿骑着电瓶车送外卖也不愿去工厂里打工了。
“每天早上8点做到晚上8点，每周只休一天，算上加班费，最多的一个月才拿到4800来块。”来自云南昭通的小何在工厂里做了半年后终于忍受不了，去酒店当了服务员。
中国制造业里的农民工在过去十年里持续下降，2009年，这一比例还能占到40%，现如今，已经不到30%。留下的农民工中，多半是年纪偏大或没有其他技能，很难转行。但也有一些人通过学习和训练，找到了适应自动化生产的新本事。
92年出生的谢晋就是农民工中能力升阶的一个。
十年前，他离开安徽老家，先后做过几家服装厂的缝衣工和管理员。2017年，“坚持哥”何朝阳的工厂完成第一次数字化改造，他前来应聘，通过培训成为一名织机维修技师。
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是谢晋头脑灵活爱琢磨，他很快发现纱线上脱落的毛絮经常导致织机停摆，经过反复试验，他自费100元买来零配件，改进了吸尘器，使得毛絮除净率一下子提高到80%以上，大大降低了故障率。谢晋因此不光得到了企业的创新奖励2000元，还可以和企业共同拥有发明专利。现在，谢晋每个月工资能拿到8000+，跟他在同一家工厂做班组长的妻子，每月也能挣6000多块。加上年底奖金和分红，全家每年收入将近20万元，诸暨房价一万多，最近他们正在看房，打算在此置业安家。
如果说，主要由农民工创造的“人口红利”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那么，由工程师和升阶农民工创造出的“人才红利”，将对中国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人工成本提高是必然的，换个角度看，这是好事，全世界人工成本最高的国家，是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
04他们全年007（工作0点到0点，每周7天），只要需要，随叫随到，除非生病。
他们在中国每年的增长率超过10%，这个速度是中国人口年均增速的10倍。
他们最主要的三个岗位，搬运、装备和焊接，都是一般工人不爱干的重体力活。
在中国重汽的轻卡工厂，我见到了他们其中的73位。他们穿着统一的银白色制服，色彩柔和，但又带着一点未来感，显得很酷。他们手臂上印着的徽标表明，他们来自瑞士一个名门望族，但很有可能，他们是在中国某个城市出生的。不久前，他们接到任务，负责中国重汽一条新的生产线，几天后，他们就到了济南。接管的第一天，就让人们见识了他们的能干。原本要5分钟下线的一辆轻卡车，现在在他们手里，只要两分多钟就可以完成。
对这些新同事，工人们是又爱又恨，爱的是，他们减轻了大家的劳动强度，重活累活都可以交给他们去干。恨的是，这些家伙学习能力很强，也许有一天，稍一放松，自己的岗位就被顶替了。
过去一年，全中国的制造业雇佣了15万这样的人，开出的工资是500亿人民币，当然，条件是他们终身要为企业服务。
是的，他们是机器人。
他们是中国制造业的新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