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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中国经济无论从结构还是动力上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未来，我们面对的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如何做到稳中前进？新时代下中国未来的机会在哪里？
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 新望
在此背景下，《经济观察报》与中制智库联合主办了“国家新时代 企业大未来”——“两会面对面”座谈会，现场邀请两会代表委员和企业代表，就新时代的中国机会与产业变局、企业如何寻找未来发展方向，如何进一步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进行探讨。
《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辑 郭宏超
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新望主持，经济观察报社副总编辑郭宏超致欢迎辞。与会嘉宾包括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世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高新才。
刘世锦：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实际是制造业升级的问题
制造业的发展，实际是制造业升级的问题，或者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归结到一点是制造业能不能出现一批高附加值产业和企业。这个事情关切到中国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问题。
关于制造业如何发展，有四点建议：
第一，鼓励竞争，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一定要通过优胜劣汰，行业内部通过竞争分化，向头部企业集中。高质量是竞争出来的。本次两会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就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我认为民营企业需要平等和长期稳定的法制环境。这恰恰是竞争的前提。我建议，以后企业分类当中，所有者分类一律取消，只有大小、投资人、行业等分类 。
第二，企业可以做优做强，但是不能提倡企业做大。高杠杆、高负债把企业做大以后，很容易出现问题。不论是国企还是民营企业，不应该是鼓励做大而是鼓励做优做强。做优做强其实有时候与做大事有矛盾的。发达市场经济对大企业都是保持警惕的。
第三，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强调服务业，中国现在已经进入服务经济的时代，要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制造化的“两化融合”。制造业比重下降这是大趋势，原因是“第三方”和“外包”越来越多，如研发、设计、融资、信息、物流、销售等等。
第四，如何把数字经济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下一步创新的方向。高质量发展制造业，这是重要的一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有三个很明显的优势，第一是中国市场大，商业模式容易形成，过去是在消费中容易形成产业，下一步是在制造业领域也会形成一些商业模式；第二是产业条件，这对制造业来讲更加突出；第三方面，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不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大，某些方面还是领先的，下一步就是怎么把数字经济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问题。这件事，你们中制智库应该好好关注一下、研究一下。
高培勇：减税，最根本的是削减政府开支，转变政府职能
这次减税降费加上社保是2万亿，去掉社保也在1.5万左右。降税的同时，财政赤字的增加是388亿，又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削减政府支出的措施：减一般性支出5%；三公经费再压缩3%；闲置资金一律收回；地方政府再削减支出。但把四个方面合并起来，也还有缺口，两者之间高度不对称。今年即使靠运动式的办法能够做到，但是不可持续。所以，下一步要防止税费反弹，负担反弹，最根本的道路是怎么削减政府支出。我判断，由此会形成一种倒逼，政府职能调整，进而削减政府支出。一直在说转变政府职能，但是没有足够的压力是很难做到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谈论税制改革的时候说要走出结构优化的路子，税赋稳定，逐步增加直接税的比重。直接税的比重上升，一旦真的进入快车道，对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是非常大的振动。但当下只是增值税的大规模削减。为什么落在增值税上？我认为是和税收制度改革的意图直接相关。不是说不应该落在增值税上，而是说重头落在增值税是有待考虑的。
在此之前社会上是有呼吁，主要不是减增值税而是企业所得税。大家知道，我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是25%。近几年，世界上企业所得税的税费都是下调状态。现在，间接税减下来之后就要考虑亏空怎么填补，要么减支，要么其他地方增收。不能这手减了增值税，那手增加流转税，不可能的，还是要走增加直接税的路子，直接税的比重上升。 以往增值税主要是隐形税，含在价格中，现在隐形税透明化，而且下降，这必然带来直接税的增加。这是大家将来应该看到考虑的趋势。
房地产税已经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而且列入到本届人大要完成的任务系列之中。不管怎么样，到本届政府结束，房地产能不能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现实，但起码会有一个房地产税法放在那里，而且会有一个和税法相关的实施细则。
个人所得税，我一直以为目前的宣传有点问题，宣传个人所得税改革，7000万人不再交纳税的时候，趋势不是减税，而是总体增加。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重要的来源不是这个群体，而是来自于更高收入的群体，而对于中高收入群体而言，绝对是加税不是减税。今后几年会看到个人所得税的规模以及比重肯定是要上升，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大趋势。
讨论外商投资法的时候，提了六个平等，但内资企业怎么办，总不能老是搞超国民待遇。当外商投资企业向国企看齐的时候，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而言，是更大的冲击和压力。还有，中国的国企只是看到享受垄断、政策优惠、财政补贴的特殊待遇，还得看到所承担的义务，党和政府需要有企业做事的时候首先想到国企。让外资企业享受国企的待遇，转过头来外资企业不承担这样的义务，对国企而言，也是一种歧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部外商投资法的通过，真的是非常大的倒逼改革的动力，或者推力，我想从国家的角度，企业的角度，需要把这个事看清楚。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法制化的营商环境才是最重要的。
张占斌：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我有几点看法：
第一，中国需要多做一点提升预期的大事。《外商投资法》既表明了我国进一步开放的决心，同时也是一个标志性的行动。对提振外资，包括对市场经济的信心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
第二，科创版是总书记亲自推动，亲自抓的事，对市场的活跃稳定或者增强信心很有意义。去年我们搞了进口博览会，在世界上树立开放的形象，效果很好。
第三，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的出来，对提振粤港澳地区信心，包括投资可能多少有一些影响和带动作用。适当地推出一些，对整个市场来讲是一种鼓舞，也是鼓励。通过我们的改革，让市场更加开放，更加搞活。
第四，优化投资上下点工夫，把钱用在刀刃上。围绕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基础设施的问题，包括5G等，也需要我们去考虑，去布局。不仅西部，东部的一些基础设施也有需要更新需要进一步投资改造的地方，机场、港口、高速公路等也需要更新迭代。这些项目，可以考虑发行长期国债。
第五，城镇化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是互相推动的，新型城镇化如果做得好能够推动工业化再上新台阶，都市圈更是如此。前几年总理也提出了三个一亿人，一亿人在城里落户，一亿人在中西部就地，还有一亿人的保障房。我看政府要拿出更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个任务，现在真正完成这个任务，到2020年的压力还是很大的，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情推动得好、做得好，综合效应，对再就业投资，促进消费，提振信心都有意义。
第六，守住底线，放开搞活。所谓的守住底线，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经济风险，重大风险。守住底限，就是讲我们各级政府的运行，或者方方面面的运行，只要不突破底线，尽可能的给地方政府，给企业，外资也好，国企也好，民营企业也好，也包括科研同志，以更大的选择性、自由和活力。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可以说改革开放搞活，是三个词，因为“活”才给大家提供了闯和试的空间，闯的精神出现了。所以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这次把竞争中性写进来，这是很重要的，我理解可能还是希望通过市场能够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发挥更好的作用，让要素在市场的海洋中迅猛的奔跑。现在，有一些地方采取了临时性的市管制，如限购限价，出于当时的政策考虑、技术考虑、策略考虑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讲，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有一些东西可能还得按照市场的办法来逐渐加以解决。
高新才：新时代也面临着新矛盾、新问题，就业优先，意义重大
新时代是全方位的，从我们经济的角度上来讲，目前这个新时代首先是从高速增长的阶段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这样一个新时代既有新时代的特点和新时代的优点、优势，但与过去相比的话也面临着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从去年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提出新的宏观调控新政策，到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是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一个非常大的新的提法，把就业优先上升到宏观调控政策里面。
这一举措，既表明了关注民生的理念，也表现了未来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非常大。经济下行是确确实实存在的，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直接的表现，就是高层次人才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要真正的让这么庞大的高层次人群顺利地解决就业问题，这中间要做的工作非常多，尤其经济下行时，压力很大。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其中一个宝贵的经验是开放促进了改革，每到改革有重大突破的时候，回头一看开放在中间都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现在我们通过改革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改革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平等竞争在新阶段成为下一步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外商投资法，既向世界彰显了我们的市场经济大国，营造平等竞争环境的形象，同时对外都平等了，会大大的促进国内营商环境的平等化进程。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在现在这个新时代，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就业形势这样严峻，营商的环境要尽力追求平等化，这对参与市场经济的各类主体增强信心非常重要。
去年3月8日，习总书记参加山东团的时候讲到了乡村振兴，今年3月8日又到河南团特别强调了中国人要把饭碗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强调农业农村发展。现在农业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城镇化和农业的现代化，尽管现在我们有耕地的红线，可以肯定的讲经济现代化的农业不能碎片化的，不能够是这样一种长期的小农户这样的经营制度，这方面恐怕要把城镇化和农业的现代化这块统筹起来，真真正正的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果农业没有现代化，我看经济的现代化也实现不了。
刘尚希：减税降费不仅是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更为政府转变职能营造了条件
目前有四大倒逼，对改革发展是好的预期：
第一，减税，对企业来说不但减轻了，成本降低了，可以轻装前进了，更重要的是通过降税率的办法去减税，预期也更明确了，更稳定了。通过降税率去减税，透明度高，稳定性强，而且具有长期性，不像三年五年的优惠政策，没有长期的稳定性，而这个大幅度的降税率，一档基本税率降三个点，第二档交通运输业降两个点，不可能有一个期限，稳定预期，改善预期。对企业来讲就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税率水平去做规划，去做长期打算，研发、创新、投资等等。
第二，减税之后，不仅仅是减支出，而是为政府转变职能提高效率营造了条件，创造了环境。跳出财政来看，减税不仅仅是能激活微观主体活力，也能反推或者倒逼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必须简政放权分权，政府各个部门就要过紧日子，不能像以前一样敞口花钱，这就不仅仅是减支出，就是逼着政府要转变职能。一些事是不是该政府干，不该政府干的可以交给市场的，交给企业。政府就不要越位，错位。从这点来看，减税降费不仅仅是一个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在无意中启动了一种倒逼机制。大规模减税，整个政府手里的钱少了，干什么、不干什么就要掂量掂量。手里的米相对减少，职能就不会那么扩张，就会收缩、调整、转变，我们喊了这么多年要转变政府职能，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什么成效不那么明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各个部门手里的米太多，米就变成了权力，米多了意味着权力大，政府转变职能就很难，大家都想干事。这次减税，跳出财政来看，放到一个更大的高度来观察，减税不仅仅是能激活微观主体活力，也能反推或者倒逼这个转变。
第三，环保倒逼。停止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对生产方式或者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这个已经不是一年了，这几年我们都在说要转变发展方式（从前的说法是转变增长方式），过去已经十多年了，但是改变发展方式，真正的速度比较快，见到成效的，恐怕也就是这些年，为什么？我觉得固然是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件事。为什么重视呢？最重要的就是污染已经到了极限，生态破坏已经到了极限，北京去年、前年的雾霾天到什么状态。大家已经对发展的意义在哪里表示怀疑。人们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破坏，不能不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倒逼这个转变。
第四，这次《外商投资法》通过以后，各地方五花八门的优惠政策怎么办？还允许各个地方招商引资，用各种办法去搞优惠竞争，这就是不平等。所以这也是倒逼国内的市场环境更加统一、更加公平，从营商环境来讲，会有一个大的改善，当然这会推动中国相关体制机制的改革，比如说金融体制的改革，金融要更大的扩大开放，外商投资进来，负面清单，准入待遇只要不是禁止的都可以，进一步的扩大开放。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建议就是下一步不要抓干部的GDP考核，就抓一个营商环境改善怎样。营商环境改善后，其他GDP的问题高质量发展的问题，结果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了。外商投资法还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扩大外商投资，平等进来后，各种各样的限制变少，国内企业再按过去的薄利多销模式发展已经无法持续下去，企业必须朝着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整体来说，我对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持乐观的态度。危中有机，要辩证的看经济形势。2019年我觉得是一个转折点。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绝对不会发生逆转，企业的内生动力也会逐渐增强，各方面体制机制的改革，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政府与市场形成合力，经济下行的压力就会得到大大的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