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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善于扬弃，吴文化传统可以为苏南的现代化提供丰富的营养，成为区域经济竞争和社会发展中的比较优势。传统吴文化奉行合理主义理想，会均衡，善妥协，能够较好地处理利与理、义与情的关系，这对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很有好处。吴地民众还有一种根深蒂固功利主义传统，有浓重的竞争和比较意识，使成功为快乐，视生活为干活（“做生活”），乐于节制和节约，牺牲日常的快乐和享受，最终达到将本求利的成功目标，这可以为全社会的财富积累和经济发展提供一种原动力。
微而观之，吴文化传统中的精细管理、精细制作、精于算计等特点，已经深植于苏南人的“地方性格”之中，很适合于兴办企业。吴人的这种性格特点，是如何形成的？是分工程度高、分工细化的历史结果。我有一个看法，近代江南民族工业产生和苏南乡镇企业发展主要得益于两条：民间能人理财之特长，能工巧匠做工之精细。这种禀赋，一代一代以师徒或父子的形式在社会底层薪火相传，其血脉联系即使人民公社时期也未曾断掉。此一特长，一旦政策宽松，便春风又绿，星火燎原。
吴人这种精巧柔韧的“地方性格”是符合市场经济理念的，尤其与我们苏南的传统制造业有很好的亲和力，入世后，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中国将有可能成为“世界工厂”，而长江三角洲作为世界级的加工制造业基地的趋势已经开始显现。长三角的纺织、化工、冶金、机电等产业，原料和市场虽然两头在外，但加工制造能力强。除了区位因素外，长三角的制造业也有某种“文化优势”在起作用。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制造业的发达有赖于三个条件：水、路、人。就是说，用水要方便，淡水价格要便宜；有水陆空大通道，交通便捷，市场半径最小化；再一个就是要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并有较高素质。这三条苏南都具备了。尤其苏南人兼具吃苦耐劳和心灵手巧两种品质，最适合从事精细制造业。去年到苏州几个开发区调查时，新区和园区的领导告诉我，长三角各开发区劳动力价格普遍比珠三角要高，但外商还是愿意到苏南来投资，为什么？一个原因是我们这里有经济腹地，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高，尤其适应于分工程度和自控程度高的流水线式作业。
苏南有三条明显的经济发展轴线，一是江南运河，这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经济生命线，市镇密集，农副产品的手工业产品交易频繁，这条产业带进入工业社会后相对衰落；二是沪宁线轻加工产业带，如这两年兴起的IT业附设产品的生产加工（我们苏州所谓IT业实质是IT的外国产品加工业，只赚取少量加工费）；三是沿江重加工产业带，主要是各类大出大进、大吞量的重化工业。吴文化的心脏部位在前两条产业带上，经济要素也主要集中在这里。我认为，在运河线和沪宁线应重点发展精细加工业，建设两条精细加工业带。而且，苏南非走集约型经济的道路不可。据我了解，苏南发达地区的土地储备已用尽，近年开始大举向苏北购买用地指标。村村点火，镇镇冒烟，粗放式铺摊子，搞简单加工业，土地条件的生态条件已经不允许了。
改革开放以来，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苏南加工业飞速发展，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也在逐步优化，但农村仍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发展精细制造业，不但可以繁荣经济，而且劳动力密集，就业率高，是一条扎扎实实的富民之路。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一窝蜂赶所谓双D时代（数码技术+生命技术）的时髦。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教授分析硅谷模式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硅谷文化制度上的特殊性。这里能为前沿技术和资本家提供其它地方所没有的创业环境。恕我冒昧，苏南并不具备这些东西。整个苏南地区制度上比较僵化，如过分讲究秩序、层级、资格、官位等过时、封建的那一套。苏南的经济开发度较高，但政治上的保守和封闭常令人不可思议。当然，这也是苏南精致文化的另一面，相辅相成的。因此，我认为，应该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扬长避短。不一定非要把高新技术确定为主攻方向，能用低成本解决问题，就不必高成本，中低技术只要实用，只要发挥得好，照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
瑞士是一个内陆国家，大山环保，但它的精细加工业很发达。钟表、刀具、巧克力，世界闻名。一般来讲，高山文化具有游牧民族粗糙和豪放的特点，但瑞士人能做到精细和精致，我们为什么不？其实，苏州的历史上就是以精细加工而闻名的，如刺绣、丝绸、玉器、装帧、花边、陶瓷、红木家具、照相机、手表，各类光学仪器等。历史上，苏州香水帮就是以擅长复杂精细的建筑技术而闻世。我觉得，与国内其它地区比，同样做一件东西，我们苏南人能做得更精致、更文气。但计划经济和粗放式发展，使很多手工产品蕴藏在民间的隐性知识失传了。现在，我们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短缺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从粗放制造向精细制作转变，从薄利多销向深加工和高附加值转变。有些好的传统应该在WTO的格局之下重新拾掇起来，发扬下去。
搞劳动密集型的精细加工业，也能发大财。小玩意儿做到家了，成气候了，完全可以成为很赚钱的大产业。温州人发财就是靠小商品起家，打火机、纽扣、茶杯之类。我家门前有一家专做各类帽子的工厂，近两年，我亲眼看着厂里一座座崭新的大楼忽忽的盖起来，老板们坐的都是七八十万的轿车。他们做的高尔夫球帽，国内每项卖到80元左右，出口到国外价格更高。他们的帽子的确做工考究。
但与国外比，我们在精细加工上还要下工夫，还要吸收并融入新的技术。一次开会，看到身边一位老外带的布书包，简单实用，做工又十分精良，但我在国内的许多商场就是看不到卖这种包。曾经在一位老板的办公室见到他用的茶杯很特别，一问，产于日本，价格不菲，人民币500元。但仔细瞧瞧，就是不一样。朱总理曾经批评国内的指甲剪就是没有日韩生产的好使。我们的很多东西，做了很长时间了，传了好几代，但丝毫没有创新。我曾在一个邮购网部上看到一款瑞士产工具刀，定价700元人民币，总重仅157g，具备34种服务功能。计有大号刀片、小号刀片、开塞钻、开罐起、螺丝刀、起盖器、金属丝剥离口、钻孔器、钥匙环、镊子、牙签、穿孔眼、多头扳手、六角螺丝起、刀头插置器、大小型号螺丝起、原子笔、装开头用具、别针、钳子、螺丝剪、折弯器、剪刀、多功能钩等等。此类工具刀，国产的似乎也有，苏南也生产，价格却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不到，就是做工不精致，没有做出名气。
苏南的特点就是城乡不分，在农村里办工业（所谓“城乡一体化，农村工业化”），这已成为吴文化新的组成部分。但我觉得，要发展精细工业，还是需要城市，起码是中小城市，因为在城市中可以有计划地进行实用技术的教育、培训、扩散、积累，城市使显形知识和隐形知识都可以释放出来，城市能为知识、信息、技术的人才的交流学习及合作提供一个方便的平台。父子师徒相传的形式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古希腊哲学家、经济学家色诺芬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道理。他在《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中说，从波斯国王食桌上接受食物，不仅是一种荣誉，那种食物实际也比别的食物更可口。因为一切手艺在古城市中都是最完善的，献于王桌上的食物，当然是依精美的方法烹调的。在小市镇上，一个工人要制造床、门和桌子，甚至还要修房子。就是这样，他还是不容易找到足够的主顾来维持生活。可是，在大城市中，情况就不同了，每一种职业可以找到许多主顾。一个人只要从事一种手工业就可谋生，甚至不要做一件手工业产品或全部工业过程，就可维持生活。色诺芬讲的这段话，是对工业化和工业精细化与城市化密切关系最通俗而有说服力的解释。所以，要建一个精细加工产业带，也还要有制度环境上的创新，要提高城市化程度（而不是城镇化），因为只有城市才能为分工协作、新兴技术应用和产业关联度的提高创造出更加方便的条件。
